一定要飞过洲际航线的
甲赞叹：“通过乘风就可以抵达云的国度/偶然能看到巨大的肋骨/像是我们的祖国在镜中/它特有的强壮和温柔邀请我/我见云头林立/怀揣一种礼貌，云见飞机/如此生动，有兴致的时候/甚至会在夏日午后比一次摸高/这势必要给心灵烙印”
曼婷和公司的交流多数通过邮件。每月，她都会收到公司发来的月报。她所在的乘务部分每周则会发两三封邮件，将公司面临的题目、采取的措施第一时间更新给员工。
2010年，翟浩天正式成为一名飞行员。随后十年，他目睹了国内民航业的飞速发展。乘客增多，与国际交流愈发密切，引进的飞机也越来越多，“没有曲折，一直在增长”。
李夕所在的航空公司设了一个心理工作室，主要通过线上聊天为员工提供心理方面的咨询和帮助。由于方法、条件受限，这对李夕来说不太奏效。他说，“很多外人都说想隔离，觉得那就意味着什么都不用干，实在是很痛苦的。”机组之外的人经常对他们产生误解。
除了读诗词，他也写诗。这是他闲暇时的爱好，中断中断续续地写，坚持了好些年。四年前，他写过一组诗，名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诗中有四个主人公，甲、乙、丙是三名年龄各异的飞行员，丁则是一位生活于农村的老者，从未出过远门，所在村庄即将被拆建成新的飞机场。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所有人均为化名。感谢杨阳、Joe对本文的帮助）曼婷不得不担忧，一直在内心暗示自己实在是待业，不算是潜伏的“被下岗”，等疫情好了，就能再飞。
2020年7月31日，上海浦东机场的地面保障职员迎接一架航班的抵达 图/人民视觉
隔离时，人对时间的感知会变得模糊。翟浩天试过晚上9点就睡觉，也试过12点睡觉。有时昼寝，有时干脆不睡。“在那个隔离的房间里，感觉时间对我来说没有太多意义。无论几点睡，几点起，醒来都是无事可做。”
焦虑停飞后，秦亮一开始对能够多陪陪家人感到满足。他醉心于家庭生活，与太太一起做饭、画画。“后来长时间不飞，似乎失业了一样”。恐慌的情绪滋生，其中掺杂着迷茫。他开始更关注疫情新闻，“没人知道未来怎么样。”
为了打发隔离时间，翟浩天带了六本书到酒店 图/受访者提供
秦亮踏进这一行有些偶合。他进行11年，飞国际航线3年有余。
没人知道她们什么时候能重返天空，就像是无人知晓，这场疫情何时会结束。
而每个地方防疫政策的不同，也会影响到飞行员的隔离时间。“各航空公司是没有资格制定的，只能配合三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要求。”秦亮先容。有时，“各地方政府在执行三部委文件的时候也会自己加码。”
飞行员对疫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航班锐减，秦亮说，“（疫情）最严重时，我们的航班量削减了几乎100%。”国际航线在疫情暴发后很快停了。3月、4月，他基本处于停飞状态。“航班量下往了，用不着什么通知，大家都很默契。”
往年最久的一次，李夕有43天没回过家。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先后飞往了芝加哥、纽约和悉尼。飞行间隙，他就在隔离酒店待着。“依照民航总局防疫指南，飞一个芝加哥客机回来，核酸检测呈阴性的，4天后可以继续执行国际航班。”李夕告诉本刊记者，国际货运空运价格，“终极在国内集中隔离时间，则是按照飞行员最后一个航班的进关时间计算”，客机和货机的隔离时长略有不同，货机飞行员只要核酸检测是阴性，不用满14天。
隔离困境2月伊始，他频繁接到航班被取消的通知。最后，他“已经公布的航班被取消殆尽”。公司发布通知：安排飞行职员休息半个月，飞行半个月，每个月的飞行小时也由此减少到20到30小时不等。翟浩天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民航业的冷冬，“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春天。”
飞行员的职业发展路径明晰。秦亮成为高级副驾驶已有三年。正常情况下，他两年内可以升为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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