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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飞过洲际航线的


甲赞叹:“通过乘风就可以抵达云的国度/偶然能看到巨大的肋骨/像是我们的祖国在镜中/它特有的强壮和温柔邀请我/我见云头林立/怀揣一种礼貌,云见飞机/如此生动,有兴致的时候/甚至会在夏日午后比一次摸高/这势必要给心灵烙印”
曼婷和公司的交流多数通过邮件。每月,她都会收到公司发来的月报。她所在的乘务部分每周则会发两三封邮件,将公司面临的题目、采取的措施第一时间更新给员工。
2010年,翟浩天正式成为一名飞行员。随后十年,他目睹了国内民航业的飞速发展。乘客增多,与国际交流愈发密切,引进的飞机也越来越多,“没有曲折,一直在增长”。
李夕所在的航空公司设了一个心理工作室,主要通过线上聊天为员工提供心理方面的咨询和帮助。由于方法、条件受限,这对李夕来说不太奏效。他说,“很多外人都说想隔离,觉得那就意味着什么都不用干,实在是很痛苦的。”机组之外的人经常对他们产生误解。
除了读诗词,他也写诗。这是他闲暇时的爱好,中断中断续续地写,坚持了好些年。四年前,他写过一组诗,名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诗中有四个主人公,甲、乙、丙是三名年龄各异的飞行员,丁则是一位生活于农村的老者,从未出过远门,所在村庄即将被拆建成新的飞机场。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所有人均为化名。感谢杨阳、Joe对本文的帮助)曼婷不得不担忧,一直在内心暗示自己实在是待业,不算是潜伏的“被下岗”,等疫情好了,就能再飞。
2020年7月31日,上海浦东机场的地面保障职员迎接一架航班的抵达 图/人民视觉
隔离时,人对时间的感知会变得模糊。翟浩天试过晚上9点就睡觉,也试过12点睡觉。有时昼寝,有时干脆不睡。“在那个隔离的房间里,感觉时间对我来说没有太多意义。无论几点睡,几点起,醒来都是无事可做。”

焦虑停飞后,秦亮一开始对能够多陪陪家人感到满足。他醉心于家庭生活,与太太一起做饭、画画。“后来长时间不飞,似乎失业了一样”。恐慌的情绪滋生,其中掺杂着迷茫。他开始更关注疫情新闻,“没人知道未来怎么样。”

为了打发隔离时间,翟浩天带了六本书到酒店 图/受访者提供
秦亮踏进这一行有些偶合。他进行11年,飞国际航线3年有余。
没人知道她们什么时候能重返天空,就像是无人知晓,这场疫情何时会结束。
而每个地方防疫政策的不同,也会影响到飞行员的隔离时间。“各航空公司是没有资格制定的,只能配合三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要求。”秦亮先容。有时,“各地方政府在执行三部委文件的时候也会自己加码。”
飞行员对疫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航班锐减,秦亮说,“(疫情)最严重时,我们的航班量削减了几乎100%。”国际航线在疫情暴发后很快停了。3月、4月,他基本处于停飞状态。“航班量下往了,用不着什么通知,大家都很默契。”
往年最久的一次,李夕有43天没回过家。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先后飞往了芝加哥、纽约和悉尼。飞行间隙,他就在隔离酒店待着。“依照民航总局防疫指南,飞一个芝加哥客机回来,核酸检测呈阴性的,4天后可以继续执行国际航班。”李夕告诉本刊记者,国际货运空运价格,“终极在国内集中隔离时间,则是按照飞行员最后一个航班的进关时间计算”,客机和货机的隔离时长略有不同,货机飞行员只要核酸检测是阴性,不用满14天。

隔离困境2月伊始,他频繁接到航班被取消的通知。最后,他“已经公布的航班被取消殆尽”。公司发布通知:安排飞行职员休息半个月,飞行半个月,每个月的飞行小时也由此减少到20到30小时不等。翟浩天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民航业的冷冬,“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春天。”
飞行员的职业发展路径明晰。秦亮成为高级副驾驶已有三年。正常情况下,他两年内可以升为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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