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快研究制定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行动计划
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需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支出方向上有增有减，从而发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改善的政策效果。一是压减一般性财政支出。坚持以收定支的基本原则，运用零基预算理念科学核定支出。中心本级要压减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精简机构职员，取消低效无效支出，将财政资金更多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
为确保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高质量发展，要求继续相机调控和引导货币信贷总量，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疏通政策利率到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动态调整人民币汇率参考货币篮子，相机调整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引导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支持实体经济。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猜测，今年四个季度，我国的经济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发展趋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3.6万亿元，名义增长7.9%，总体保持适中较快增长态势。从结构上看，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长7.6%，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9%，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8.0%，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相关政策建议
从需求侧来看，固然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出现了下降，但由于我国快速有效控制了疫情，加之拥有完善的产业生产体系和产业链，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在全球部分产品供给中中断的情况下，国外订单逐步向我国转移，口罩、医疗设备等防疫物资以及居家办公、居家生活的需求大幅增加，有效弥补了国际市场供给不足。往年前三季度，空运报价海运价格，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向上拉动GDP0.1个百分点，较上半年上升0.3个百分点。2021年全球经济大概率将出现恢复性增长，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改善，从而带动我国出口继续稳步增长。
首先，加大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开释。要积极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等重点消费品的更新升级，主动顺应和把握居民消费升级大趋势，培育和巩固生鲜电商、直播带货、无人零售等疫情期间涌现出来的新需求，进一步挖掘数字消费、智能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兴消费热门，推动构建满足居民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消费体系，切实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潜力和消费热情开释出来。其次，扎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营造安全放心消费氛围。要加快完善全国性消费投诉综合服务平台和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强平台监管、大数据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的运用，加快构建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增强贸易信用约束、扩大社会监视，进一步完善取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推动形玉成社会共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良好氛围。再次，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打造数字经济新实体。要在升级优化传统消费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加快推动新型消费载体的前瞻规划和精准布局，引导和增强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数字科技在各类贸易商务载体中的覆盖和应用，推进多元新型贸易综合体与各类生活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建立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进一步拓展新型消费的增长空间，为构建新发展格式增添新动力。
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运行在公道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实现“十四五”规划的良好开局。做好今年经济工作，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心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注重提质增效和结构调整，相机调整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改善货币政策组合逆周期有效性，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上风和内需潜力，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式，多措并举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猜测，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进步，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增速均大幅回升，居民收进稳定增长。
随着需求回热、5G网络和大数据中心等大批“新基建”项目加速推进、企业利润上升，加之新开工和到位资金继续向好，先行PMI指数不中断创出新高，这都为投资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国际货运空运价格，固定资产投资依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制造业投资将成为新亮点。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上风和内需潜力
三是推动“新基建”投资，在扩大短期投资需求的同时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新基建具有鲜明的科技特征和科技导向，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可以为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也具有较强的经济带动作用。要支持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自然气开采利用，支持可再生能源健康发展，促进能源结构调整。增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时留意避免重复建设，注重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和建设。
五是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基本民生，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针对性地增加脱贫攻坚、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三农”、托幼养老等方面的财政投进。稳定和扩大就业，统筹用好就业补助和失业保险资金，支持企业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服务和再就业服务。继续加大扶贫、社保、教育、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等投进，力保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完善财税体制，实行结构性减税降费。充分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财税体系，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一是在各级政府之间，推进建立权责清楚、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财政关系。统筹权衡分配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税体系建设和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三个方面对财政制度进行完善。完善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适当增加地方政府财权以及中心和省级政府的事权；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建设，优化中心与地方政府税收分配方式；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保障基层的工资和基本运转支出。二是增强减税降费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的减税方向应该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更加关注重点行业的税费负担，做到稳增长和调结构并重，切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切实降低科技创新企业、先进制造业等重点行业的税费负担，增强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三是强化绩效治理。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治理和监视体系，建立政府投资绩效治理体系，提升财政治理效能和资金绩效。四是盘活各类存量资金和国有资源资产，进步可用财政资金规模。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猜测，2021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8%，比上年大幅回升。从季度上看，呈现前高后低的发展趋势，而且一季度GDP增速可能突破两位数。值得留意的是，经济增速的大幅回升，其中原因之一是上年基数过低，并非是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趋势；从定性因素上分析，与供给侧和需求侧现实情况相一致。
首先，增强科技创新驱动，提升高端制造能力。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形成产学研资高效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推动数字科技与高端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基础科研和产业技术创新融通发展，构建顺应国内消费升级浪潮、充分接轨国际市场的产业产品研发体系，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推动形成消费端对高端制造领域的强大倒逼气力。其次，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精准性实效性。要进一步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服务理念更新、供给方式创新和服务流程革新，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形成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多元公共服务供给格式，从多角度、多层面提升供给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大力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的个性化、差异化、多样化需求相匹配，逐步消除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堵点痛点难点，强化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监视和控制，切实把消费升级态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再次，深化收进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进。要加快研究制定居民可支配收进持续稳定增长行动计划，推进形成更公道、更有序的收进分配格式，强化工资收进分配中技能激励的导向作用，有效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水平和创新创业能力，着力拓宽不同群体增收渠道。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探索建立对重点群体收进的动态监测体系，密切关注与跟踪中低收进群体的社会安全感和心理预期，全力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加强中等收进群体的保障力度，推动实现中等收进群体规模明显扩大。
预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进实际增长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进实际增长分别为8.7%和6.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进实际增速持续11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进实际增速；财政收进18.0万亿元，增长4.0%，财政支出25.6万亿元，增长7.6%。
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弹性浮动，在波动中实现升值。部分报价行作为外汇市场主体陆续主动将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淡出使用，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从中期来看，要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在公道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就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根据对美国、日本、欧盟和RCEP中其他地区的贸易投资结构和主要货币动态调整货币篮子，促进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促进内外部均衡的平衡。
执行负责人：娄 峰
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引导信贷支持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和抵押补充贷款等信贷支持工具，发挥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保持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稳定增长，支持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发展和转移升级，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制造业的贷款支持和创业板支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新发展理念相关领域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扶贫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增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要引导信贷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特别要创新对新型消费方式、战略性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投资激励的信贷支持。
